智库观点
研究报告 |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展望
发表时间：2021-06-09 16:57
一、2021年的美国：对内重整经济、对外制衡中国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职，就职演说以及之后拜登马上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显示了其新政：抗疫和刺激经济。作为上台后的首要抗疫工作：带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疫苗接种等等均与前政府大有不同；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上，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实际上，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拜登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从短期救济、基建和税收改革入手。短期救济主要是两个方面：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救助和给企业提供贷款。税收政策主要是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目的是为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再通过2万亿美元的QE，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其共和党的制衡，美国两党在财政资金规模上存在分歧，尽管现在民主党以少数优势控制着国会，但拜登的财政新政仍然会面临一定的阻碍。
拜登的对华政策与前政府相比，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只是在方式上可能会改弦更张：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而不是采用单边主义形式。预料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前政府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因此一定会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前政府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与盟友联合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拜登政府预计将通过“非关税”的手段来继续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的行为，并通过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制衡中国。在具体的微观领域，拜登政府将更关注商品倾销、价格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高科技的转让问题，以及与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并利用新的贸易规则来制衡中国。
外交领域，拜登政府将陆续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其世界领导地位。
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可能会通过制定新的行业标准打压中国，同时避免与中国在科技上的脱钩。
人才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与中国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二、2021年的中国：经济上将在保持谨慎态势下持续恢复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疫情影响，持续恢复，并在六月份时候GDP由负转正。基建、出口和房地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快速恢复的三大力量。目前中国已经走出疫情影响，正在逐步复苏。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都起到了逆周期调节作用，为2020年经济复苏提供支持，这也是中国经济2020年恢复的主要逻辑。在国内，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造就了出口超预期增长，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动力。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是不牢固。2020年的第四季度开始，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力度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通过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副作用让政府面临放缓压力。在消费端，就业低迷和收入都抑制了消费增长。未来如果欧美的疫情得到放缓，“疫情受益型”带动的国内出口将放缓。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是中国目前逆周期对冲的主要力量，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而且不可持续；随着国内的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将大幅下降，加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2020年11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行业，在短期上是取决于金融。2020年疫情受控后，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国内经济复苏贡献份额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以及后续的收紧，未来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考虑到2020年房地产企业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政策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从长期上看，人口和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因素。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2020年8月以来，中国出口每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因素是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强，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预计会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国内目前情况是：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但疫情让不少中小微企业倒闭，连带造就了失业人口增加。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的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3万人，累计同比-15.3%；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较去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在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数据，在微观上，呈现的是数十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整体上是温和。目前猪肉价格下行、经济周期上行，猪肉价格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CPI将会温和上涨，但是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三、货币政策将回归正常化，但不会过快收紧
2020年1月到4月，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为经济兜底，中国人民银行采用大幅降准、降息，社会融资规模和M2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2020年5月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向潜在的速度恢复，货币政策已经回归正常化，同时在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直接进行调整。货币宽松政策在总量上将保持微平衡，总体利率水平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收益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笔者认为，2021年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和防风险是政策的核心。全年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需要一定水池养着，不能马上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在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将成为2021年货币政策操作主流，长期趋于正常化，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将逐步回落。在狭义层面，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继续保持紧平衡的状态。在广义层面，2021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在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和防风险是政策的核心。在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遏制中国是美国精英层对华的战略目标，不因总统的变化而变化
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79年-2000年是合作共赢；第二，2000年-2008年是竞争合作；第三，2008年至今是战略遏制；这三个阶段反映美国领导层面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经济结构中的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商界都对中国的观感发生重大转变，其中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政界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在全球领导的挑战。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重大金融风险的发生
今年出现在债券市场的黑天鹅事件：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目前金融监管层对此的态度是打破刚兑是目标，但是绝不能恶意逃废债。部分僵尸企业的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这些都导致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问题，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此外，如何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仍然任重道远。上述三大因素加上地产仍是目前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2021年，内部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足够动力、外部国际环境因疫情不确定性仍强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积聚。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展望：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笔者认为：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2021年1月20日，拜登正式就职，就职演说以及之后拜登马上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显示了其新政：抗疫和刺激经济。作为上台后的首要抗疫工作：带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疫苗接种等等均与前政府大有不同；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上，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实际上，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拜登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从短期救济、基建和税收改革入手。短期救济主要是两个方面：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救助和给企业提供贷款。税收政策主要是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目的是为了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再通过2万亿美元的QE，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其共和党的制衡，美国两党在财政资金规模上存在分歧，尽管现在民主党以少数优势控制着国会，但拜登的财政新政仍然会面临一定的阻碍。
拜登的对华政策与前政府相比，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只是在方式上可能会改弦更张：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而不是采用单边主义形式。预料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前政府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因此一定会在战略上遏制中国；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前政府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与盟友联合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拜登政府预计将通过“非关税”的手段来继续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的行为，并通过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来制衡中国。在具体的微观领域，拜登政府将更关注商品倾销、价格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高科技的转让问题，以及与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并利用新的贸易规则来制衡中国。
外交领域，拜登政府将陆续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其世界领导地位。
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可能会通过制定新的行业标准打压中国，同时避免与中国在科技上的脱钩。
人才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与中国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二、2021年的中国：经济上将在保持谨慎态势下持续恢复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疫情影响，持续恢复，并在六月份时候GDP由负转正。基建、出口和房地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快速恢复的三大力量。目前中国已经走出疫情影响，正在逐步复苏。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都起到了逆周期调节作用，为2020年经济复苏提供支持，这也是中国经济2020年恢复的主要逻辑。在国内，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造就了出口超预期增长，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动力。
但是，目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是不牢固。2020年的第四季度开始，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力度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通过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副作用让政府面临放缓压力。在消费端，就业低迷和收入都抑制了消费增长。未来如果欧美的疫情得到放缓，“疫情受益型”带动的国内出口将放缓。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是中国目前逆周期对冲的主要力量，但其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而且不可持续；随着国内的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将大幅下降，加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2020年11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行业，在短期上是取决于金融。2020年疫情受控后，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国内经济复苏贡献份额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以及后续的收紧，未来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考虑到2020年房地产企业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政策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从长期上看，人口和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因素。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2020年8月以来，中国出口每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因素是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强，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预计会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国内目前情况是：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中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但疫情让不少中小微企业倒闭，连带造就了失业人口增加。根据数据显示，2020年的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3万人，累计同比-15.3%；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较去年同期高0.1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在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数据，在微观上，呈现的是数十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整体上是温和。目前猪肉价格下行、经济周期上行，猪肉价格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CPI将会温和上涨，但是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三、货币政策将回归正常化，但不会过快收紧
2020年1月到4月，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为经济兜底，中国人民银行采用大幅降准、降息，社会融资规模和M2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2020年5月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向潜在的速度恢复，货币政策已经回归正常化，同时在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直接进行调整。货币宽松政策在总量上将保持微平衡，总体利率水平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收益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笔者认为，2021年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和防风险是政策的核心。全年的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需要一定水池养着，不能马上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在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将成为2021年货币政策操作主流，长期趋于正常化，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将逐步回落。在狭义层面，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继续保持紧平衡的状态。在广义层面，2021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在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和防风险是政策的核心。在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遏制中国是美国精英层对华的战略目标，不因总统的变化而变化
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79年-2000年是合作共赢；第二，2000年-2008年是竞争合作；第三，2008年至今是战略遏制；这三个阶段反映美国领导层面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经济结构中的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商界都对中国的观感发生重大转变，其中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政界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在全球领导的挑战。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重大金融风险的发生
今年出现在债券市场的黑天鹅事件：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目前金融监管层对此的态度是打破刚兑是目标，但是绝不能恶意逃废债。部分僵尸企业的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这些都导致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问题，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增多。此外，如何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仍然任重道远。上述三大因素加上地产仍是目前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2021年，内部经济增长动力缺乏足够动力、外部国际环境因疫情不确定性仍强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积聚。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展望：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笔者认为：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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